上海这座城市，近现代以来一直处于中国社会进程的关键节点，历史感与时代感交织，吸引着大批研究者，华东师范大学教授张济顺是其中之一。

张焕纶是张济顺的曾祖父，在上海推动近代新式教育。1897年，张焕纶曾被聘为南洋公学(上海交通大学前身)总教习，首创师范班。家族和上海这座城市的勾连，与张济顺日后的上海史研究不无关系，“这种感觉对我来说，总有一种苍凉感——只能说是情感上的东西或者是渗透在潜意识里的历史的感觉”。

张济顺抓住了“1950年代的上海”这个上海史研究的空白阶段，这也是她的家族命运发生转折的一个时期。在这个时期，上海经历翻天覆地变化之时，“旧上海”被迅速改造，其文化、观念、习俗等随之发生了变化，她发现，政治、经济巨力之下，通过个人的保留与传递，“老上海”的传统并未中断。这些都呈现在她的新著《远去的都市：1950年代的上海》中。就书中涉及的相关问题，《法治周末》采访了张济顺。

 “上海旋律”独特在哪里

法治周末：在你看来，“都市迅速远去，摩登依旧在场，这是1950年代中国的上海旋律”。那么，与其他城市相比，1950年代“上海旋律”究竟独特在哪里？

张济顺：1950年代的北京旋律是什么？南京旋律是什么？武汉旋律是什么？这个是我反复考虑的问题。

上海这个地方，尽管在1949年以后，它也跟其他城市一样，被卷入一场又一场的运动，一直到“文革”上海成为最醒目、最耀眼的城市。上海从来没有成为首都，但它在1949年后又成为若干社会变革重大节点上一个主要的策源地。它不是政治中心，但是经济中心、文化中心，我想这是不言而喻的。

其次就是上海的社会特性。中国的产业工人诞生在上海，这个是毫无疑问的——这是上海社会的特性之一。但从历史的进程来看，实际上它的工人阶级非常地庞杂，包括很多解放初期刚刚到上海的逃亡地主，破落了，摇身一变，找到一份工作，他就可以说我是工人。此外，当时，上海城市社会空间非常拥挤，人群之间的接触非常紧密，流动率高，这一点没有哪个城市能比(在东京、伦敦、纽约之上)。这样的一种异质人群高度结合的空间，我想其他城市没有超得过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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